葛兰、孔子和柏拉图论教育

在上一章结束时我们提到了君子、哲学家国王或者说大地继承者从何而来的问题。这些都是孔子、柏拉图和葛兰各自对他们设想中理想之人的别称。这些人整体上来说是良善的、正义的,是领导和影响社会的栋梁之才。这些人都在哪里?如何可以得到这些人?去哪里寻找?其答案,如果算不上令人安慰,也可以说是明白无误。我们就是这些人,或者说我们将要成为这些人。三套理论体系的共同目的就是让所有的人都尽量在自身实现人类的理念。之所以说“尽量”,是因为很多人,甚至大多数人都无法达到这一人类能量的高端水平。如前一章所述,孔子、柏拉图和葛兰都明确区分了明智者和盲目者、忙碌于俗务的大众和思高求远的少数人。一方面,所有人都有成为理想之人的潜力,因为他们都具有内在的人类价值观,另一方面大多数人都无法实现、或者只能部分地、逐渐地实现。

对于那些没有实现人类理念的人来说这个问题依然没有解决:他们是如何做到的?是什么样的方法或者机制让他们能够得以发展自我到这样的境界?对话三方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相同的:通过教育。教育是一个共同的平台,任何完整的,或者说理想的人性都要在这个平台上努力实现。孔子、柏拉图和葛兰都从各自的世界观出发提出了具体的教育理论,而且这部分理论是如此的重要,没有它的话,理论体系的大厦就要倒塌。而且,每个人所提出的具体的教育类型都是用来在最大程度上实现他们各自所寻求的人类品质境界的。总之,在孔子、柏拉图和葛兰看来,严格的、有导向的教育是最高人类理念发展的里程碑。因此,必须以这种教育理念为中心设置社会结构,只有这样,一个社会才能够从内部产生属于它自己的、最崇高、最优秀的领导人。

我们在前文中已经看出,儒家思想既是社会政治理论,也是,或者说更多的是一种宗教哲学思想。孔子一方面区分了君子和大众,另一方也提出这样的观点:只有在君子的治理之下人类的社会与政治生活中才会有和谐。儒家思想依照这种观点作为社会与政治发展的哲学理论在中国存在了千百年,教导着人们将自己打造成各级政府的公职人员,并一路奋斗,直到成为皇帝的智囊。然而,孔子关心的整体的人民,而不仅仅是未来的统治者。他将社会视为一个整体。大卫•新顿(David Hinton)在他翻译的《论语》前言中解释说,在孔子看来,礼的意义远远不止于对长辈说得体话或者在节日期间穿颜色合适的衣服。礼涉及到人际关系网络中的一个正确态度。这个网络中有父母、兄弟姐妹、长辈、王权、历史传统,等等。从这个意义上讲,礼的生活就是一整套平等的原则,这也正是孔子所关注的,如社会正义、符合社会福利(而不仅仅是统治者的利益)的治理、知识分子发挥对社会的引导作用并对政府官员提出批评。新顿说:

孔子认为礼仪之邦的关键是平等主义元素,而这个元素又最终取决于社群成员的教育和培养。如果说孔子在这方面的贡献开创了一个新时代,那也是有不及而无过之。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专职教师,提出了普遍道德教育(有教无类)的思想。同时,他整理了论述这种教育主要内容的古代文献。不仅如此,他还更进一步提出了教育平等的永久性原则——所有人都应当接受某种形式的教育,这是一个社会道德健康的必由之路。他主要关注知识分子的教育。尽管这种教育比大众教育更加深入彻底,但是他认为即便如此,那些出身卑微的人也应该受到这样的教育。实际上,这位大师的出身就是比较卑微的,他的门徒也大多如此。1

孔子对教育的忠贞不渝,实际上是对人性、人类自身和人类社会的忠贞不渝,视人性为主要的道德品质,认为这既是人的意义所在,也是一个健康稳定社会的保障。如果缺乏这种基本的教养,一个社会就无法运转,因为这个社会的构成者根本就不具备“人”的共同基础。

中国传统内部的和外部的评论家们往往都将儒家的君子当作是“学者”,因为这些人无论想从事哪个级别的社会服务,都要接受严格的教育训练。而且,孔子认为求知是众德之首。《论语》告诉我们:

子曰:“由也,女闻六言六蔽矣乎?”对曰:“未也。”“居!吾语女。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论语•阳货》)2

这段话中,孔子指出如果只追求人生美德而不求知,那就会有弊端。如果缺乏、或者不通过教育与求知的方式,那么所追求的美就不能算是美德。孔子在《论语》还说

“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3

专心致志的学习能够净化人的心智。而传统的苦修如斋戒、不眠,都是没有用的。

孔子的君子都是他的高足以及后来称之为儒家经典的身体力行者,是文人中的典范。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经典有所增加,但是最受尊崇的、被称为“经典”的有五部:《书》、《诗》、《易》、《春秋》和《礼》4。所谓儒家君子就是掌握了这些以及其他经典内容、具有担任政府官员、封疆大吏和皇帝智囊资格的人。儒家的各种经典以古代的仁慈、得体、审慎、正直、廉洁、俭朴、孝顺、行善、自律和忠诚等美德为标准,对人们进行广泛的教育和培养。同时,还注意音乐、诗歌等其他知识的传授。《论语》中说:

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子谓伯鱼曰:“女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5


不难看出,掌握《诗经》这部关于音乐与诗歌的著作对自我发展、领导能力、持家事君都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如果不发展这种能力,那么生命则与“正墙面而立”一般。显而易见,这与柏拉图的山洞比喻有异曲同工之妙。如果不掌握《诗经》开卷章节,那么具有君子潜质的人则有如柏拉图所说的洞穴居民,面壁而立,整日盯着墙上的影子,似乎一切的现实皆汇集于此。只有通过学习,人才能够从面壁而回头并走向知识的光明;只有那些有知识的人才能够满足一个社会对家庭稳固、官员称职、君主贤明的需求。否则,社会必将陷于纷扰混乱之中。

学习经典的教育方式不仅仅能够让人掌握治国的艺术和学问——儒家的教育还不至于如此狭隘。正如这些经典的名称所展示,儒家学者们要学习各种知识,如诗歌、历史、音乐、礼仪等等,这些东西表面上看起来似乎和治国之术不大相干。学者们都是精通数种乐器的演奏家、是吟诗作赋的高手、而且有高深的书法造诣,等等,不限于此。孔子认为这种教育能够使人的性格和能力得到全面综合的发展。在《论语》中我们可以看到这种思想:

子曰:“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论语•阳货》)6

言下之意是,在学习礼乐的过程中所掌握的不仅仅是技艺。当然,礼乐具有内在的价值,仅此一项即可鼓励学习掌握,但是孔子指出掌握礼乐还会别有所获,不仅仅是衣着得体或者演奏乐器。上述引文中关于《诗经》的论述也有此意,即,学习音乐是一种意义不仅限于歌曲表演或音乐传统历史的教育。

由此可见孔子对人性的深刻认识。掌握诗、礼、乐,毫无疑问意味着掌握了言论、行为和奏乐的技艺。然而,在更深层面上来说它在人的性格中培养了一种仁慈的品质,这才是最最重要的。音乐在感动人的心灵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要想在演奏和欣赏方面都成为一个高手,那么就需要对人性中最深沉的地方做精心细致的培养。诗歌与书法也同理,这二者都能够需要精细的洞察力和表达力,既是手和口的机械运动,也是灵魂的高超舞蹈。*

这正是孔子的言之所指。君子之所以成为君子,正是通过对自己这与生俱来能力的不断锻炼培养所致。这种能力人人都有,但是只有通过教育和训练才能够在自己身上实现。当他们在这些领域中发展之时,他们对他人的影响力也在与日俱增,因为所有的人,无论受过锤炼与否,他们都具有一种能够对音乐和其他的美做出回应的天性。如上文所述,音乐使人反省自身、融入他人并表达他们的感情。具有音乐才华的学者能够启迪人,而这种启迪他人的能力则是上一章中所讨论过的“德”的一部分。

多少个世纪以来,孔子的君子一直代表着中国人关于人类知识和道德的理念,甚至一直影响到毛主席和共产主义。受过文学教育和道德培养的大师们以最为尊严高贵的方式诠释了人性,而他们呈献给人们的形象则是具有高超的学问、艺术造诣和非常完备的人格,举止儒雅得体、德行高尚卓越。然而,他们是凭借专心致志的学习和孜孜不倦的探索才获致这样的品行,也就是说凭借自身的努力。很多人文主义制度都与这个一样,非常重视人类通过自身的努力而获得的成果,而不仅是上帝或者命运所提供的援助。孔子告诉我们,每个人的基本天性都是一样的;而人们之间最终的区别在于后天的决心、努力和作为。这样的人才是名副其实的“君子”,而其他未能达到如此境界的人应该对君子的治理心怀感激,并效仿君子的作为,努力实践正确的人类生活。实际上,在孔子看来一个君子的人格会对他周围的人产生一种道德力量,是人们感到他们应该做一些高尚的事情,或者说至少避免做卑鄙的事情。这些人不但改善了他们自己的个人生活,而且因为他们的身体力行和治理,还改善了他们周围人的生活。作为社会与政治生活中实实在在的理想之人,他们证明了人类生活中教育和培养的重要性。

如果时光倒流、空间回转,让儒家的君子飞渡到柏拉图的理想国,那么他们就会受到热烈欢迎和守护者们的拥戴。我们在上一章中看到,这两种理想人类的模型都要求具备崇高的道德修养和治国平天下的服务元素。二者还有一个粘合剂,那就是这种适合治国者就应当治国的观念。所以,两种哲学所倡导的政治模式是贤能治国论,与贵族血统的论调针锋相对。唯贤是举,德才欠佳者当服从治理或协助自治。而贤能是由教育体制所决定的,所以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通往守护的道路和儒家之通往治国的道路一样,都需要大量的正式教育和培养。

苏格拉底关于对守护者之教育、以及对清明社会中所有其他职能者之教育的思想理念贯穿了整个《理想国》一书。在第二卷和第三卷中有大量的对话涉及教育课程的具体要素。后面的几卷则讨论了数学教育的道德益处,甚至后来的一些章节还解释了苏格拉底的贤能治国论思想,并将贤能治国论与政府的四种变体形式进行对比。这四种变体就是荣誉政治、寡头政治、激进民主和暴政。详细解释这些概念不是今天的讨论范围。但是我要在此综合提说一下苏格拉底对清明政治、这种政治秩序的守护者以及如何界定和培养全社会之福利的守护者的理解。或许从第三卷的《金属的迷思(Myth of the Metals)》一文开始最为合适。

宗教学者们说《金属的迷思》象征着柏拉图的宗教功能理论。也就是说,无论是从事实上来看,还是从历史上来看,宗教迷思和故事在社会中发挥着有益的作用。迷思和故事中的“真理”是形而上学、或者说哲学真理,尽管这些故事本身都缺乏真实性。苏格拉底关于金属的故事就是这样一个阐述关于现实的哲学真理的奇幻迷思。这个故事中讲了人的天赋和才能,苏格拉底称之为人的自然能力。这个迷思是这样的:所有的人类都以泥土母亲为他们共同的来源。但是众神将金、银和铁放在泥土中,所以人们虽然都来自同样的泥土,但是因为他们身上含有金、银或者铁而各不相同。有些人“带”金,或者就“是”金,而其他人则是银或者铁。所以这个迷思以故事的方式讲述了人类中的真实状况。普天之下的人类当中所演绎的金属结合的故事无不道明这样一个事实:“金子”的父母有可能会生下“金子”后代,但是他们也有可能生下“银子”或“铁”后代。谁也不能保证金子必然生金子,或者银子必然生银子。金子有可能生银子,而铁则有可能生金子。在苏格拉底的方案中,守护者是金子,战士是银子,而工匠和农民则是铁。所有的角色都是有必要的,他们共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社会,但是这种基本的平均主义当中蕴藏着一个等级体系:金子控制其余二者和他们自己。唯有那些具有金子般品质的人才能够成为治理者;而具有银子和铁的品质的人则必须履行与他们的金属品质相适应的社会职责。所以,社会在建树自己的结构时必须考虑到每个人的金属属性,以免把金子放在了铁的位置上,而铁却被放在了金子的位置上。如果把人们放在了与他们的内在天性和气质不相符的位置或工作岗位上,那么就会天下大乱。要想建立一个政治清明、秩序井然的社会,那么必须认真仔细地辨别人们是属于那一种金属、他们的天赋和才能,并进行适当的培养发展7。这就是教育的职能。

在《理想国》中,苏格拉底指出每个人都要接受测试和考验,这样才能鉴别他们是何种金属,或者说,确认每个人的金属类型后,就要对他进行充分的培养和发展。一旦每个人的自然能力和气质被了解之后,他们都要接受基础教育,然后才能进入专业知识的学习。在每一个阶段,人们所接受的教育都是为了让他们的人性得到最充分的舒展,也是让他们的金属得到最全面的表达。最好的教育也能够在灵魂与身体之间获致一种平衡。苏格拉底在第三卷中解释说,那些放弃体育锻炼而接受音乐和诗歌方面的额外训练的人会变得多愁善感、缺乏生气。相反,如果只注意身体的锻炼,而不注意培养灵魂对美的追求,那么就会变得富于攻击性,凡事都试图用暴力和野蛮的方式解决8。人类具有多面性,必须接受教育从而使之充分发挥潜力、展示特殊的才华和他们独有的“金属”。

具有守护者天赋的人当然要接受最艰苦也是最高深的教育,因为治理整个国家的重任就在他们肩上。苏格拉底在第二卷和第三卷中花费了大量的篇幅讨论守护者所必须接受的教育问题。这些篇章也是《理想国》中辩论最多的地方,因为苏格拉底主张要为守护者们设计严格精细的教育课程,而当时很多西方人则认为这种要求太苛刻、束缚太多。苏格拉底认为守护者不可以接触某些类型的文学、音乐和剧作,因为这些东西会在他们的灵魂中产生一些恶劣的品质,这些品质最终会损坏守护者们辨别善恶和正确治国的能力。古希腊的很多经典著作,如荷马和赫西奥德的作品,都是禁止守护者们阅读的,因为这些作品将阿喀琉斯、甚至一些行为举止不够正面的神灵都刻画成了正面的英雄形象。具有成为守护者潜质的人被禁止扮演一些戏剧作品中的角色,因为在演出中,他们要模仿一些道德低下、行为不端的人,而这有可能败坏他们的灵魂并使他们成为这样的人。从孩提时代,就要保护守护者们的灵魂并对之加以悉心调养,要将他们调教成在内心深处向善、尚美、遵纪、正义的人。作为守护者,他们的灵魂必须具备这样的品质,而且要竭尽全力从一开始就培养这种能力,并在能力成熟之后保持这种能力。在第二卷中,苏格拉底对年轻的守护者们说:“在这个幼小的年龄阶段,他们最容易受影响,所以在他们面前树立什么榜样,他们就会模仿什么样子。”9后来,他为审查某些诗歌和艺术作品而辩护说:

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可保护守护者们在成长过程中不受邪恶的影响。在一个遍布毒草的牧场吃草,日积月累,时间长了他们就会无意间在灵魂当中囤积了大量邪恶的东西。10

教育者们始终要清醒地认识到,他们所培养的是人们的灵魂,尤其是守护者们的灵魂。苏格拉底说,由于教育是针对灵魂的,所以音乐和艺术也许是课程设置当中最为重要的要素了。他对自己的学生格劳空解释说:

格劳空啊,所以说诗歌和音乐是教育中最为重要的。优美的节奏和和谐的韵律对灵魂的影响是最大的;它们能够穿透人的内心深处并坚守其中。灵魂如果得到正确的调教,那么就是美善的。否则,就正好相反。在这些方面受过正确教育的人,面对艺术或者自然中缺乏美感或者颠倒美丑的东西都会迅速洞察或为之叹息。一个具有真正的高尚品味的人则会从美好事物中寻找到快乐,赞美之,心喜之。他会从中汲取养分并使自己变成美好良善的。在年幼而不明事理的时候,他会拒绝并痛恨丑恶的东西。长大以后,经过教育并获致理性之后,他对美和善的那种亲和力将会引导他认识美善、拥抱美善11。

灵魂是这里的关键,又称内心的自我,今天人们多称之为个性。一个人的个性必须在课程设置的各个层面、各个方向全面发展。和孔子的学者一样,苏格拉底的守护者们要接受各个领域中的全面教育,包括音乐、诗歌、体育、数学等,还有众多其他领域,其目的就是从内心深处将人培养成正义、良善、和谐的人。唯有这样的人才能够担当守护国家的重任;只有让这样的人掌舵,国家之船才会在惊涛骇浪屡见不鲜的海面上安然航行。

苏格拉底认为针对全民,尤其是守护者的这种教育形成了对正义的核心定义,这是《理想国》中全部对话的前提。从第一卷开始就反复讨论正义的概念以及如何定义正义的问题。到第四卷结束的时候,已经花费了两卷书的篇幅讨论对守护者的教育问题。这时,苏格拉底提出了一个与他所阐述的教育模式密切相关的正义的定义。他说:

正义无非就是善治人民、善管城市的能力…其实,正义不是外部行为,而是一个人私下里真正的自我管理方式。一个有正义感的人不会允许他灵魂的各个方面相互干扰、或相互越权行事。他会将自己的生活处理地井井有条。他能够掌控自己,有自己的原则。他是自己的朋友。他能够妥善处理自己灵魂中高、中、低三个区域的关系,就像琴弦上的高、中、低三音以及这三个音之间的过渡音,都错落有致、各得其所。当他将这些音之间的关系理顺之后,就会让自己以一个人的形象出现,而不是多个人。唯有如此,他才能够在社会中做事:赚钱、健身、参政或从商。在他所从事的所有公共活动中,只有那些与我们上述的内在秩序相一致行为,他才会称之为正义的、美好的。而能够理解这些行为的意义和重要性的知识,他则称之为智慧12。

正义本身就依托于社会中从事各种职业、执行各种职能的人,他们自孩提时代就接受了何为美、何为善的教育。而且,依靠这些人来治理的这个社会,为了持续发展,必须具备一种能够生产出与自身相同类型的人的结构。这就是教育在社会中所具有和核心作用。教育就是使人类的能力能够得到最好、最大可能发展的机制。而最佳的教育形式就是:无论当前任务如何,都能够实现其主要目标:为人类培养向真、向善、向美的灵魂。如果社会的各个层面上都缺乏这样的人,那么整个社会就迷失了。

继孔子和苏格拉底之后,时隔多个世纪的今天,葛兰从伊斯兰的观点出发,提出了一个极具共鸣的、关于教育、灵魂和人类发展的理论。他和他的古代同仁们一样,认识到人类自身是由肉体、智力和精神三种元素组成的。这三种元素都要得到适当的发展,这样才能够充分实现人类的潜力。而这种发展就要通过教育来实现。葛兰解释说:

我们不是仅有身体,或者仅有思想,或者仅有感情,或者仅有精神的生命体。所有这些元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是和谐为一体的。我们每个人都有为众多交织的欲望而苦恼的身体,也有其需求比身体更微妙、更重要的思想,我们为过去而苦恼,为未来而焦虑…此外,每个人的感情都得不到思想的满足,而每个人又通过自己的精神获得了主要的人类身份。每个人都具备这些。所有的制度和付出都是以人为核心的,当人的这些方面都毫不例外地得到了重视,当我们所有的需求都得到了满足时,我们才会获致真正的幸福。在这个问题上,就我们存在的重点而言,人类要想进步和发展,唯有通过教育13。

于此可见共鸣之处。苏格拉底认为人类自我是由三部分组成:思想或灵魂、魄力和身体。一个人的这三部分必须正常发展,而且要按照正常的秩序运作。这样才能够充分实现人性。葛兰在这段话中也表达了相似的观点,也就是说,每个人都是一个多样元素的综合体。为了人类的进步,这些元素自身必须得到发展,而且要在自我中进行和谐的组织编排。

葛兰追溯了东西方文明的发展历史,这段话以及其他有关论述组成了关于这个历史更为宏大的讨论。他指出,尽管最近几个世纪以来西方文明主宰着世界,而且执科技之牛耳,但是现代西方的世界观却是唯物主义的,是有缺陷的。也就是说,西方的观点在很大程度上是从物质的角度来看待人的,而且从低规格、低标准来寻求满足人类的成就感。这种方式牺牲了人类的其他维度,即人的精神维度,而且这种牺牲导致了众多的社会危机。葛兰对未来前景的展望中有这样的内容:要将西方文化中的最佳成果——科技成就,和东方文化中的最佳成果——精神和道德方面的成就,结合起来,目的是创造一个更为完善、更为全面的人类文化,这个文化会将人类的现实带入一个新的纪元。14

和苏格拉底、孔子的观点一样,葛兰也认为没有教育,任何个人和社会都无法充分发挥自己的潜力。葛兰认为教育是人类实现真主创造他们的目的的手段,所以受教育是人生当中最为重要的事情。他说:

人类生活的主要任务和目的就是寻求相互理解。为此而付出的努力就是教育。教育就是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作为人会从精神、智识和生理三个维度得以提升到最完美的造化形式这个品级…人生的主要任务就是获致思想、观点和信仰上的完美和纯洁。我们作为仆人要完成对造物者、给养者和保护者的义务,我们要动用自己的潜力和能力去洞穿造化的神秘。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寻求获致真正的人性品级并在另一个高贵的世界中具备能够获得福赐和永恒生命的资格。15

葛兰在此将学习和教育放在了人生目的的最重要位置上。可以这么说,人生的目的就是成为完人,而成为完人的方式就是学习和教育。作为一个穆斯林,葛兰将这个目的放在了服务于真主这样一个更为广阔的背景之下。但是也完全可以将这个目的放在亚里士多德派的语境之下,在他们看来万物的目的或者功能就是成为充分、完美的自我,而万物也生来就具备在特定环境下成为完美自我内在因素和能力。人类生来就具备成为完人的能力,在葛兰看来(亚里士多德、苏格拉底、孔子和很多其他的人都用同样的观点),成为完人的内在机制,就是通过教育来学习的能力。葛兰说:

因为“真正”的生活唯有通过知识才能够实现,所以那些忽视学习和教育的人可以认为而他们已经“死了”,尽管从生理上来说他们还活着。我们被造化的目的就是学习并和他人交流我们所学到的东西。16

葛兰在自己的著作中指出针对所有人的普遍教育的必要性,认为这是一个文明存活健在所必须的。他说,唯有受了教育的人才是“文明”人,尤其是在一个文化的传统价值观方面。生命在各个层面的凝聚力要通过对一个国家所有公民进行共同的世界观和核心价值观的教育来实现。然而,跨越国界的葛兰运动所关注的教育则已经超越了特定文化价值观和特定规范的界限。截至此文的写作时间,葛兰运动的参与者已经在全世界开设了将近一千所学校,为儿童和年轻的父母亲提供各种学科的教育:从科学、数学、历史、语言,到文学、社会和文化研究、艺术、音乐,等等,应有尽有。在遵守国立课程设置并接受政府监督的条件下,政府允许开设私立学校。此后,受到葛兰学说启迪的人们便纷纷开设学校。葛兰运动的参与者在其他国家开设的学校其基本运作理念和土耳其的学校一样,但是所在国家的本土文化和价值观的影响与日俱增。葛兰本人与这些学校几乎没有什么联系,甚至都不知道具体有多少这样的学校,更不知道名字是什么。他自己早年曾经是一个教育工作者,而他关于教育、全球社会、人类进步等等方面的思想已经鼓舞了整整一代人。他们所资助的学校在土耳其、中亚、欧洲、非洲等地遍地开花,这些学校在与当地的无知、贫穷和分裂等层出不穷的问题做斗争。

这些学校的基本结构和特征是,它们都是一些自愿的组织、社会团体和学生缴纳的费用所资助的;当地政府提供基础设施;教师们都秉持着一种服务于他人的理念工作,往往薪水都很低。正如我在本书的简介中所提到的,我在土耳其国内参观过很多这样的学校,也和这些学校的赞助者们见过面。这些人都是当地的生意人或社区领袖。他们共同携手在自己的社区创办了这样的学校。这些学校的建筑往往都是当地最现代化的;墙上贴满了学生们在各种各样的知识竞赛上获得奖章的图片,经常有成群结队的土耳其政府官员和议会议员前来参观;教室、图书馆和办公室设施的质量都非常好、非常专业,即使成百上千的调皮学生反复折腾也完好无损;学生们都充满朝气、性格外向,迫不及待地要和美国访问者们操练他们的英语;校长、教务长、老师们都非常专注、敬业,深为他们的学校和学生而自豪。他们中很多人就和学生们一起住在学校提供的宿舍里。我曾和一些在校的土耳其学生的家长们共同进餐,我就向他们问了我在每个城市、每个地区都要问的问题:你为什么要把孩子送到这家学校?每次得到的答案总是一样的。因为这里的老师非常敬业,教学质量非常高,而且学校通过他们的老师而展现出的理想是在全球范围内提升人性、教育、宽容和对话的水平。

葛兰的教育理想不仅仅在学校层面,还包括家庭、社区和媒体。一个社会中的所有主要构件都应当和给青年人教授有用的知识这项工作相一致*。这项工作实在是极其重要,因为任何一个民族、任何一个国家,他们的前途都取决于他们的年轻人。葛兰说:

那些希望自己的未来有保障的人就不能对他们的孩子所受的教育漠不关心。家庭、学校、社会和大众传媒应当携手合作来达到理想的结果…大众传媒尤其应当遵循社会所公认的教育政策并为年轻一代的教育做出贡献。学校在课程设置、教师的科学和道德水平以及环境设施方面要力求完美。家庭必须提供孩子成长所必须的温暖环境。17

可见,葛兰的关切和苏格拉底在《理想国》中的所表达的产生了高度的共鸣。苏格拉底用心何其良苦,甚至都要审查古希腊的大众传媒——诗人和音乐家,目的就是要让守护者们只接受对灵魂有益的艺术熏陶。葛兰当然并没有提倡苏格拉底式的审查,但是他们都有一种共同的关切:为了实现最完整的人性,必须进行适当的教育,这包括父母亲和社区的支持,学校的环境,所讲授的科目,以及教师的道德水准等。

当葛兰进一步谈到协商在全社会,尤其是在伊斯兰当中的作用时,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看到教育对于全社会的重要性。在《我们灵魂的塑像》中,他花费了整整一章的篇幅来论述这个问题。他在这章中清晰地描绘了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对社会的发展会有多么重大的作用,而当今这个全球化的世界需要什么样的教育。他首先引用了《古兰经》的一节经文,这节经文将通过相互协商处理事务的方式与日常拜功的重要性相提并论。他接着又指出了协商在伊斯兰当中的非常重要,以至于一个社区如果没有协商就不能算是完整意义上的穆斯林。他继而又解释了协商在穆斯林社会的运作方式:

协商制是支撑伊斯兰于不败之地的主要支柱之一。上至最为重要的使命,下至个人与社区、民众与国家、科学与知识、经济与社会的有关事务都要通过协商来解决,除非有在这些事务上含义明确的奈斯(神意;《古兰经》经文或先知的命令,这些都在教法中有决定性作用)。18

甚至连统治者也要本着协商的原则处理事务。从个人到社区,在生活中的各个方面,统治者要做出有重大影响的决策,就要遵循协商的原则。葛兰花费了数页的篇幅勾勒了支持协商原则的经文并阐述了在伊斯兰中使用这一原则的历史。他认为现有的纲领就可以付诸实践。然后他开始论述协商对象这个核心问题。统治者应当和谁协商?谁有资格担当协商者(顾问)?葛兰回答说:

这些需要深思熟虑的问题对知识、经验和专业水准的要求非常高,所以必须要有在这些方面都很杰出的人组成协商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的成员必须是才高八斗、以一当十的人。尤其是在今天,生活已经变得高度复杂精妙,世界已经高度全球化,每个问题都变成了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全球性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在科学、工程和技术等一般来说穆斯林最迫切需要的领域中的人才应该与熟知伊斯兰精义、现实、精神和学科分布的高端人才密切合作,这一点非常重要。来自世俗学科和知识界等所需领域的合格人员可以进行协商,但是最终的决策要由宗教权威人士来做出。宗教权威人士要掌握技术人员所做的建议是否符合伊斯兰的精神。19

在这段话中可以看出担当顾问者所应达到的高标准。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葛兰提出了对伊斯兰社会的展望。他认为这个图景是最佳的社会图景。人们是否同意他的观点,并不重要。我们所要说明的是,在他所设想的社会图景中,教育是所有人的基本生存权利。此外,对于担当统治者某方面顾问的精英人士、或者有可能成为统治者的人来说,高等教育水平是必不可少的。葛兰进一步阐述说:

在不同的环境和不同的时代,协商委员会的作为和构成可能会有所不同,但是对那些精选出来的人员的资质和属性,如其知识、正义感、社会阅历和所受教育、智慧、睿智等等,却是从不改变的。20

这些顾问们往往都是葛兰在他作品的其他地方描述的“理想的人类”或者“重心灵的人”,这些我们在上一章都有所讨论。受葛兰的启迪和鼓舞而兴办的那些学校所要培养的正是这样的顾问。他们是一些带着高尚的品质和高超的学识走进社会的年轻人。这些年轻人会获得非凡的成功并具备卓越的智慧,他们将会成为顾问。于是他们将成为“理想的人类”一代,他们代表着一种新的社会现实。他们将会弥合科学与宗教之间的错误分歧,他们将融合东方与西方并为世界展示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

在葛兰看来,要建设一个能够称之为“人类”的社会、要想拥有“伊斯兰”这个名称,舍此而外别无他法。人类具有获致完美的内在能力,而那些能够内化并实现完美的人必须对社会产生影响,要成为统治者或者顾问,或者基层社会领导人。要做到这些中的任何一个,就必须对人们进行有意识的、适当的教育。跨越国界的葛兰运动所建立的学校就是为此而努力的当代先驱。他们寻求对来自社会各层各面的年轻人进行教育,让他们成为教养良好、德行高尚的人,如儒家的君子一般能够以他们的知识、善行和大美对他们周围的一切人和事物产生影响。

三方对话中的每一方都对人类的社会和政治所可能达到的水平进行了壮阔的描绘。这幅壮阔画卷能否实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类的精神性、而非物质性的品质。这种品质用人类的方式来说,在他们的文化和语言环境中,就是人性的核心部位。该品种的“灵魂”,在他们三人各自看来,就是人类与其他动物造化的卓然不同之处。尽管三位都承认很多人从来都不使用这种能力,但是他们都坚信我们都具备能够开发我们与生俱来的、完善人性的能力。无论动用与否,他们都坚信这种力量的存在,从这个宽泛的意义上来说,孔子、苏格拉底和葛兰都是人文主义者。他们都相信人类具有能够充分发展、成为完美之人的能力。

进一步讲,因为人类能够做到,所以他们必须做到。这些人不是宿命论者。他们并不把集体或者个人看作是历史或者命运的棋子。葛兰尤其如此。他甚至都考虑到了全能、全知的真主,让他的读者们担负起他们对自己乃至对世界的责任。在任何一个时代,责任都是一个艰巨的挑战,但是在我们这个瞬息万变、暴力横行的时代,也许我们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要接受这个挑战。在下一章我们将讨论责任这个主题。


1 孔子, 《论语》, xxiv–xxv.
2 同上., 198.
3 同上., 178.
4 汤普逊,《中国宗教》, 145–6.
5 孔子, 《论语》, 198.
6 同上., 199.
7 柏拉图, 《理想国》c, 113–4.
8 同上., 109.
9 同上., 73.
10 同上., 99.
11 同上.
12 同上., 137.
13 葛兰, 《葛兰文论集(Essays, Perspectives, Opinions)》, 80.
14 葛兰, 《智慧珠玑》, 231–2.
15 葛兰, 《建立一个爱与宽容的全球文明》, 202.
16 同上., 217.
17 同上., 206–7.
18 葛兰, 《我们灵魂的塑像》, 45.
19 同上., 54–5.
20 同上.,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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