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2004年12月，我作为德克萨斯州休斯敦跨信仰对话协会（Institute for Interfaith Dialog，IID）的客人到土耳其游历了十天。和我同行的还有来自德克萨斯、俄克拉荷马和堪萨斯三个州的其他教授、神职人员和社区领袖。我们此前都没有到过土耳其，而且也不知道此行会有什么收获。此行之前，都是因为有一个或者数个土耳其年轻人通过某种方式和我们在学校、教堂或者社区的其他地方相遇，问我们是否愿意作为他们组织的客人前往土耳其访问。我们中还有一些人因为受邀前往他们家中做客或者参加斋月期间IID在社区组织的开斋晚宴而认识这些年轻人和他们的妻子。我们都是因为觉得这些年轻人和他们的妻子、以及他们的组织值得信任才接受了这个邀请。
游历之初我并不知道，但是后来很快了解到IID的创建人和其中工作的志愿者们，以及身处土耳其和美国两地的我们这次旅行的组织者们都是一个跨国组织的成员，这些人都是受到了一个叫作法土拉•葛兰的土耳其伊斯兰学者思想的启迪和鼓舞。葛兰自从1958年成为国家认可的宣教员并在土耳其西南部的伊兹密尔省任职以来，他的布道演说在土耳其全国上下已经流传了几十年。我们参观了葛兰运动的参与者所创办的学校、医院和一个跨信仰对话组织。我们曾多次在土耳其人家中与他们共进晚餐，而且每次我都问东道主他们如何得知葛兰的思想、是什么在鼓舞着他们参与这项运动。他们给出的回答基本上都是相同的。生活在伊兹密尔的老一代人早在葛兰开始传道之初就了解了他关于教育和利他主义思想的教诲，心悦诚服且刻骨铭心。年轻人和学龄儿童则是通过在附近的学校求学知道这一运动的。这些学校在教育界都有着非常良好的声望，都致力于通过教育和跨信仰对话来实现世界和平与进步。还有一些人本身就是葛兰运动的参与者所创办的学校的学生，他们现在也都以资助者的身份通过各种方式支持这样的学校和其他的跨信仰工作。在他们的故事中，每个人都是深受葛兰思想和教诲的感动，从而决定在全世界范围内不遗余力地推广传播。
我返回IID的所在地休斯敦以后加深了和这一组织的关系。我的工作单位莱斯大学的宗教宽容研究促进博纽克中心于2005年11月年举办了一次葛兰思想研讨会，有来自美国、欧洲和中亚的学者参加。我们还和IID共同合作，联手举办了一些其他的项目、讲座和座谈。我本人也分别于2005年5月和2006年7月重返土耳其并会见了更多的葛兰运动参与者，加深了我对葛兰思想的理解，也更加了解它对土耳其的每个人以及土耳其自身的影响。自从第一次到达土耳其之后，我就开始大量阅读翻译过来的葛兰作品并和我的土耳其朋友就他的作品进行了大量的讨论。对于葛兰思想、现代土耳其历史以及苏非行知，我还远非专家，但我是宗教研究（大陆宗教哲学）专家，是世界宗教对比专家，同时熟知人文学科的各个领域。我曾经给本科生和硕士研究生上人文领域的通识，或者说“综览”课长达15年之久。这些课程包括世界对比文学、伦理学、古代和古典哲学、现代政治哲学，以及东方和西方历史、哲学、宗教、文学传统的“典籍”阅读课程。我之所以能够将自己在通识方面的能力延伸到“东方”和“西方”的思想，主要是因为我是学宗教哲学的科班出身背景。所以说， 当我一开始接触葛兰的布道演讲和著作的译文时，召唤的钟声立刻在我内心开始回响，因为我看到了他的作品和世界思想史上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之间渊源深厚的联系。
我写作这本书的目的是将法图拉•葛兰的思想放在一个更为广阔的人文背景中来研究。我尤其寻求创造一个文本对话。其中对话的一方是落在纸面上的、葛兰的文章、布道和演讲的节选，而另一方则是从整体人文话语中挑选出来的思想家、作家、哲学家和理论家的作品文本。人文领域中的这些人选包括孔子、柏拉图、伊曼努尔•康德、约翰•斯图尔特•密尔和让•保罗•萨特。我把他们每个人的思想都放在一个更大的、相对于科学的人文领域当中考察，这就使我将包括葛兰在内的这些人物都看作人文主义思想家，尽管从“人文主义”的定义来看这种划分方法是有疑问的。在这部作品中，我为人文主义选择了最为宽泛的定义，在这个定义中，人文主义不将宗教世界观或者有神世界观视作必然的对立面。专业的哲学家和思想史学家的考据认为“人文主义”或者“人文主义的”理念和思想体系最早可以上溯到普罗塔哥拉（Protagoras），他曾经说过一句著名的话“人类是万物的尺度（man is the measure of all things）”。普罗塔哥拉不是无神论者，其他的古典希腊哲学家们也都不是无神论者。哲学家们在公元前五世纪的时候将他们探询的焦点从自然和宇宙的构成成分（空气、水和物质等）转向生命的意义、人类价值观和美好生活的性质，以及公正的人类社会的构成要素。这些关怀就是如今广为人知的人文主义和人文主义思想。从这个角度来看，很多哲学和世界观，无论是宗教的还是非宗教的，都可以说是人文主义的。
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是复兴了古代世界的思想，将关注的中心从神转移到了人。然而，总的来看这一阶段的人文主义者都不是无神论者，他们也未将无神论当作他们“人文主义”观点的教条之一来宣扬。他们关注人类的能力和成就，同时淡化涉及神的问题，于是就轻松地为科学观在西方的崛起铺平了道路。正是这种科学观赋予了人类以力量，使人类能够发现宇宙的规律，而这些规律正是神所创造的规律。这一时期的欧洲思想家当然都是从一个更为广阔的基督教神学视野进入这一领域的，他们所受业的导师则是较长于他们的穆斯林学者。这些学者们的研究都处于医学、天文学、数学、植物学等众多科学领域的前沿，而他们的确都是在伊斯兰的神学视野中展开研究的。在这两个实例中，人文主义都没有以战胜神或者与神作对的姿态鼓吹人类的力量。恰恰相反的是，当人类运用神所赋予的能力揭开了神所创造的宇宙神秘面纱、并运用这一知识推动了人类社会的进步与改良时，人类见证并开始赞美神的力量。所以，这种形式的人文主义绝不会破坏对神或宗教的信仰。实际上，穆斯林学者、以及后来的基督教学者，都是虔信这种广义人文主义的杰出代表。
当然了，其他形式的人文主义都是完全世俗的或者是无神论。在后文艺复兴的现代时期，更广泛意义上的人文主义中出现了一些分支。这些分支明确反对宗教的或者超自然的世界观，甚至仇视宗教。世俗人文主义是在广义上与宗教观格格不入的人文主义的一个无神论分支。无论是葛兰还是其他的宗教思想家，都不能被称作这种狭义人文主义中的人文主义者。康德、密尔和孔子也不是，这些人一般都被称为人文主义者，他们的思想也都被称为人文主义的表现形式，但是他们都不是无神论者。显而易见，那种险隘的、世俗的、无神论意义上的现代人文主义并不是这本书中所使用的概念1。
所以，我在这本书里使用了一个更为宽泛的人文主义概念。这个概念比在历史长河中不断演化的那个结果更为准确，也更适合于描述人类在这一核心标题下所取得的宗教、哲学、文学、伦理学、艺术、建筑、科学和数学方面的杰出成就，和对人类的重要性、力量、地位、权威的重视或者相信。这种理念与三大一神论的核心教义和历史毫无矛盾冲突之处。有鉴于此，我将葛兰与其他的人文主义思想家划分为一类，因为他的作品和其他人的作品一样，都关注人类生存的核心问题，二者长期以来一直都是宗教的和非宗教的人文话语中的一部分。换言之， 这些思想家们关心的是人类现实之本质、良好的人类生活、国家、和道德的基本问题。然而，当他们从自己的传统和文化背景对这众多的问题进行深思熟虑之后，都得出了相同的结论。
我在这里所说的相同，并不是说他们的结论“千篇一律”。这些思想家来自五湖四海，背景和生活年代各不相同，文化和民族出身大相径庭，宗教和思想传统大异其趣。他们相互之间有着非常重大的差异，甚至在他们各自的作品中的某些章节还相互指责（尤见于近现代作者）。不难想象，如果让他们真的面对面坐下来（而不仅仅是“构建”一个对话）对话，他们是会相互指责的。葛兰在自己的作品中多次直言不讳地批评萨特、存在主义者和其他的无神论者。在这本书中，我只是让这些思想家和葛兰展开一个文本对话，而不是让他们之间相互对话。但是不难想象，以他们之间的分歧，他们会进行怎样的对话？密尔所主张的那种自由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是令人憎恨厌恶的。与此针锋相对的是，柏拉图的理想国在密尔看来又是一个十足的压迫人的暴政。萨特的作品则轰击任何有关“理想天堂”的概念，是彻底全面的反对，不管是柏拉图、康德说的，还是葛兰说的。孔子则从公元前六世纪的中国人角度出发，和西方启蒙时期和后启蒙时期的思想家诸如康德、密尔几乎毫无共同之处。
然而，世界观大相径庭的人们之间的对话正是我的兴趣所在。而且，我相信这样的对话在当今世界非常重要。全球化、大众传播和技术以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方式将个人和集体推聚在了一起。生活在二十一世纪的人们与和他们截然不同的个人、群体进行着互动，并前所未有地受到来自他们的影响。我们日益频繁地遭遇那些和我们的世界观截然不同的人群，而这些人是我们的邻居、同事，是我们孩子的同学，是我们的姻亲、客户、老板、等等。我们经常试图尽量减少与那些不同于我们的人接触，这样我们就不必走出这个自我感觉良好的范围。我们画地为牢，把自己安置在一个圈子当中，圈子里面都是我们所熟悉的人，与我们长相相仿，像我们那样思考问题、言谈举止、信仰祷告。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样的孤立，或者说消除差异会行不通的。在当今这个全球互通的世界上，我们必须锻炼出一种对话的能力，并和我们大不相同的人们建立联系。找到相互之间能够引起共鸣的思想、信念、目的和项目等等，是这项工作的一部分。也就是说，我们不必一模一样，但是我们应该在彼此之间找到足够多的共同之处，以便我们在前方的道路上能够携手共进，同时也对彼此之间的巨大差异心知肚明。
葛兰在他作为土耳其国家任命宣教员的职业生涯当中充当了一位启迪人们心灵的学者和教师，鼓舞了土国内外的人们。他对对话推崇备至，视之为当今世界的必由之路和不二法门。所以，应当让葛兰通过他的文本与和他的观点大不相同的思想家、作家“进行对话”。这项工作将会为我们读者展现一个适应差异的模式。然而，更为重要的是，这些以知识渊博、才华横溢而闻名的个人之间的一个对话可以帮助我们这些关心这个问题的人更加深切地关注人类生活中影响深远的重大问题。人类生活的细节之处在每个时代各有不同，但是其内在的深刻本质以及由此而引发的质问和焦虑却从未改变。今天我们像我们的祖先那样提出同样的问题：生存的意义是什么？人类生活的价值是什么？我们如何组建社会？自由的边界在哪里？我希望葛兰和上述人物之间的这个虚拟对话能够为我们提供一次机会。我们承担着未来，负有依据最高、最佳的可行理念创造自身、社会和世界的严肃任务。
我围绕着五大主题组织了葛兰和其他思想家的对话，这五大主题都关乎人类生活的核心问题和因素。它们是：（1）内在的人类价值观和道德尊严；（2）自由；（3）人类的理想状态；（4）教育；（5）责任。任何一个学习普通人文话语的人，无论是古代的还是现代的，无论是来自欧洲、亚洲还是非洲，无论其世界观是宗教的还是世俗的，这些主题他们都是熟知的。对于每一个主题，我都安排一个主要思想家和葛兰进行一个文本互动交流。我选择主要思想家的依据是他对该主题的表述与葛兰从他的伊斯兰角度对该主题的表述有共鸣之处。我当然完全可以选择其他的思想家而且进行同样的安排，这些思想家也完全可能对一些经典的、经久不衰的思想有精彩的表述并和葛兰的论述有共鸣之处。但是我只选择了以下这些，是因为我感觉到他们的表述更为熟稔练达。此外，坦率地说，是因为我对他们的作品充满了景仰和敬重，而且在大学里讲授他们思想长达15年之久。同时，我相信这些对话所讨论的主题无论是对于学者还是普通的老百姓，都是具有极高的思考价值的。
章节的安排都是和主题有关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考虑到了彼此的关系。然而这些关系都微不足道，每一章都是非常独立的。读者们可以随其所愿按照任何顺序来阅读各章内容，不会失去本书的连贯性。读者们也不会“迷失”在文本当中。然而，我的这本书所面向的读者更为广泛，而不仅仅是做学问的人。我在写作时并没有预设读者们已经为此读过了康德、萨特、孔子、柏拉图和密尔，甚至是葛兰。对于这些人物的生平背景我也没有花费笔墨去赘述，因为这些信息对读者们来说是唾手可得。我的目的是在书中解释这些思想家们的思想观点，我要尽可能清楚地向受过普通教育的读者阐述这些人物，读者可以是具有西方人文视野背景的，也可以不是。因为这个原因，我决定忽略一些细枝末节的地方。如果这是一部传统的学术著作的话，我就会不惜重墨对这些地方进行详尽的注释说明。我希望这是一本内容充实、丰富、有趣的书，希望那些对思想史、世界思想史和跨文化对话感兴趣的人能够从中受益，甚至受到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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